博物館的委外和民營化

利益與文化真的水火不容嗎?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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博物館在台灣許多是公營，接受政府經費營運，而公營事業最為人詬病的便是不夠靈活、不及時因需要改變、有固定經費做事沒動力等。而在博物館事務的討論中，也不乏有人覺得公營導致博物館許多作為受主管單位箝制。因此博物館民營化、委外經營的議題也開始在台灣被廣泛討論。特別是在經濟不景氣的現在，利用民營化或委外經營，也是增加博物館戰鬥力的策略，能讓博物館的「績效」、「產出」更好。

既用到「績效」或「產出」，則表現了另一些人的隱憂，擔心過於商業化重視利益的方式，也不適合博物館的經營。如果都以績效來看藏品價值，可能流於偏好大眾喜愛的風格、或是有話題的作品，展示內容不夠全面。或是處理藏品的方式流於「迪士尼化」（詳見本站文章 "解構後的博物館(下)"），掩蓋原本博物館展示希望達到的目的。

最大的問題或許在博物館本身與被委外、或接管博物館的單位對經營的前提。簡略而言，博物館的經營目的不是賺錢，而是有文化教育的任務，營收是為了維持館的營運、或是擴充各種設備和藏品；而被委外或接管博物館的機構則一般較重視博物館為他們帶來營收、企業形象、廣告等，除非是企業家單純希望回饋鄉里社會（也很難說是否是為了名聲），否則利益，無論是有形無形的，一定要能夠評估、計算、能大過或至少打平投資成本。

在非營利的文化機構談錢也許傷感情、不懂文化的珍貴，但是換個角度來想，一個機構為了文化花了大筆金錢，但是回收微乎其微，這樣的後果也是令人擔心。特別在景氣不好時，這樣的花費必定受到質疑，責怪生活都顧不了安能供得起這麼花錢的事業。如果一個機構都是被人供養，無法自己負擔費用，那是否能長期經營，決定權掌握在他人手裡，這樣是很危險的。

可是利益與文化兩者不能兼得嗎？兩者是否能互相搭配，讓博物館達到自己的設立目的又能永續經營？我覺得溝通是很重要的，而且是明確的、有建設性的溝通。藝術文化無價，但為了與出資者溝通，藝術文化的好處、價值所在要能明確的表達。博物館的理念如何落實，要能化作實際的步驟、方法，讓出資單位可以評估、質疑。如果被質疑，要能想第二方案，使雙方都能接受。如果只是堅持己見、一定只能選一邊的概念，那麼這樣的合作是無效的。如果大家表面達到共識，其實根本沒溝通好，那這樣的合作更是減分。合作是要能1+1大於二，大家一起想出更好的方案。

要文化不是一定就賺不到錢；要賺錢不是一定只能給觀眾一種型態的東西。有憑據、具體不打高空的溝通，相信能讓博物館委外、民營化不只是與金錢妥協，而是能夠雙贏，創造更好的博物館。

解構後的博物館（下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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揭發秩序下的紊亂 需要勇氣

或許是人們渴望有秩序的假象，因此在現代有人鼓吹解構，但在大眾文化裡，「迪士尼化」、建造光明秩序的表象的風潮也大行其道，並且能被一般人接受。張譽騰先生在＜博物館大勢觀察＞這本書中提到，迪士尼打造一個有秩序、邪不勝正的夢想世界。展現歡樂、光明，隱藏自私醜惡。張先生也憂心，這樣展演方式擴及至博物館，讓博物館迪士尼化，會使博物館呈現的東西較為淺薄、立場單一。在我自己的經驗中，這樣的敘事方式其實也的確有偏頗的危險。例如迪士尼曾經將鐘樓怪人改為動畫，但劇情改得面目全非，我直到看過原著，才知道劇情變更得多麼大，用隱晦的方式處理神父對吉普賽女郎的感情我可以接受，畢竟是給兒童看的片子。但是將原本花心不負責的隊長改成專情的英雄、最後搭救吉普賽女郎，我不覺得有必要做。原著本來就是要表現外表好看的人，內心自私醜惡；外表醜惡的，卻有善良的內心，但世人（吉普賽女郎）卻寧可擁抱外表美麗卻已然破碎的花瓶，不屑一顧外表不起眼，卻完好的花瓶。動畫最後卻選擇傳統的才子佳人，鐘樓怪人變成一個善良的丑角，掩飾原著對人性的思索批判。我不反對迪士尼動畫有一定的操作模式，可是為何要選一個不符合自己需要的腳本，然後硬是改得符合。這樣的觀念處理博物館展示，民眾是被娛樂了，但也被給予一個層層掩飾的假象，這是否是博物館設立的目的呢？

現今台灣的博物館紛紛以特展吸引人潮，用各種宣傳手法吸引大家的興趣，例如最近剛結束的絲路展，展覽極力表現絲路的繁華、藝術與文化往來，大賣相關紀念品，還有復古的點心。可是美麗繁華的絲路，底下卻也有許多政治變更、戰亂，同樣是影響絲路的重大推力，卻被省略不談，這樣的方式其實也不夠多元敘述，帶給民眾深入的思考。帶給觀眾快樂驚奇固然重要，但在展覽中給大家更多啟發，是否更是博物館的價值所在呢？

解構後的博物館（上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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吶喊 也是一種對虛無秩序的挑戰

博物館作為一個以收藏品保存人類的文化知識的場域，如何處理、向外展示藏品，與社會思潮一直息息相關。博物館不只是把一個個物品擺放出來，也決定了物品間的關係如何建立，藉此對觀者產生或大或小的影響。在後現代的解構思潮下，博物館該參與解構的行列，用展示改變觀眾的觀念；或是不願承擔解構對觀者造成衝擊後勢必出現的輿論，繼續維持以往創造秩序的做法，並且加入觀眾喜愛的元素，讓觀者覺得在展覽中感覺愉悅舒適？

解構對人類的創作乃至生活思考，有極為顛覆的影響，它想剝開由立場、權威製造出的一個一致、光明潔淨的假象，揭露其中扭曲交錯、無序的真相。解構帶來更多面的思考，但這樣的思考對許多人可能是不快的、至少他們閒暇之於到博物館參觀，沒有心理準備接受這些。

解構之於博物館最大的最顯著的影響，或許就是「生態博物館」這個概念的提倡。這個概念由法國的博物館學家希維賀(Georges Henri Riviere)以及瓦西納(Hugues de Varine)在1970年代提出，打破博物館照學術、學門分科放置展品的既有概念，認為博物館可以透過民眾參與，變成動態活潑、某地文化、記憶的保存所，博物館本體模糊，與週遭地區結合，展品的定義也被擴大。這樣的概念便是解構博物館原本以少數人價值、目的需要來建構的展示秩序，不是博物館經營者單方向影響觀眾，觀眾也影響博物館的展示，讓博物館的面向更加多元。這樣的思考風潮風行了十餘年，但最近較為冷卻，不過生態博物館所提倡的，地方人民與政府一起打造博物館的概念，卻持續被重視、實施。

但在我看來，生態博物館的概念的確是一次解構，可是只是強調讓民眾一起打造博物館，或許博物館處理的展示內容變廣，但不一定是解構，可能只是換湯不換要，用不同的展品、不同的立場，又建立一套看似一致的秩序。如之前所說，解構是一條充滿衝擊、也許令人感到不快的道路，因此就算以生態博物館為概念，從展示的方法與內容還是可以看出，有一種既定的立場勢力在左右著，不是真正解構、動態變化、表現比較多元的樣貌。同時生態博物館的概念，常也被當作「建造地方博物館、帶動地方建設與商機」，在這樣的目的下，博物館會更想建立一套安全的敘事方式，讓來的人都高興。

博物館與地方建設的關係(下)

古根漢美術館畢爾包分館夜景 打造美術館需要比想像中更多的努力 (圖片來源: http://www.instantworldhotel.com/Picture/Guggenheim%20Museum,%20Bilbao,%20Spain.jpg)

更遠的例子還有古根漢美術館要在台中建館，最後胎死腹中。曾經看過相關的探討，如博物館季刊18期四卷有何春寰先生的大作，探討失敗的原因。古根漢雖在打造畢爾包分館成功結合城市營造，是一個成功案例，但在台中卻計畫失敗，其中文化認同與博物館形象營造是重要的課題。不同的文化環境使得經營手法需要改變，文化建設也不是短期營造就有效果，需要好好設立目標，長期營造。在這個案例又同樣可看到政策過於躁急的擁抱「文化名牌」，卻沒有從長計議。

Museumification（博物館化）在當代的博物館研究中常出現，主要是用來說明各地的文物、文獻、地方特色等，都逐漸傾向以接近博物館展示的方式來展現的現象。例如原住民生活以器物展示、慶典活動模擬等方式向外界展示，能更為活潑並吸引觀光客，同時也能保存文化，使博物館開始與地方建設並論。在現在的台灣，由於營造地方文化也是現今評估行政績效的重點之一，許多政策都開始關心文化活動的發展，導致各式博物館、文物館的建立變成新聞的焦點。地方建設與博物館（文物館）的連結為博物館的發展開拓新的樣貌，也有新的困難待解決。

有人對博物館和政策連結感到不妥、覺得博物館是公益組織不應與政治掛勾。但我想，從現代博物館出現的概念、社區參與博物館營建的現象，或許博物館與公共政策牽扯在所難免，也不一定是壞事。畢竟在博物館與社區結合的想法下，有政府公權力輔助也是必要的，畢爾包經驗也告訴我們博物館結合地方營造並非不可能。但重要的是，博物館的起源、概念、思潮整個體系並不在台灣文化內，要讓政府官員理解並做出更好的決策有許多困難。才會導致政策想借用名牌，卻忽略在地規劃的狀況，錯誤的起步也讓博物館專業之後難以改變劣境。改善台灣博物館的體系、建立博物館在台灣社會穩固的文化符碼，是重要的基礎建設。如果大家能對台灣文化、博物館功能作更深入的思考、懂得放手給專業，人民與政府一起努力創造更與社會文化連結、更有活力的博物館並非遙不可及。

博物館與地方建設的關係(上)

九份黃金博物館 一個結合地方特色與博物館展示的例子 (圖片來源: http://blog.roodo.com/endless_shui/90415597.jpg)

由於文化觀光在全球的盛行，使得博物館與地方建設的連結越來越被強調。這樣的連結加深博物館在社會的意義，但也因此，為博物館的發展投下許多以往較不被提及的因素，產生的效應常常比想像中大得多。

居民參與博物館的建構是近代博物館發展被提倡、也曾十分熱門的想法，「生態博物館」的概念即是強調博物館與週遭環境的連結，讓展示對人的意義更加擴大。近來台灣的九份黃金博物館、白米木屐博物館都是常被拿來講述的案例，開創出新的文化觀光資源。然而除了將地方特色作博物館性的展示，在台灣似乎還有一種固有博物館學不常論及、進來開始出現的新現象— 利用既有的博物館名牌的移植，來帶動文化觀光產業，可說是另一種藉博物館來增加觀光資源的新型態。古根漢美術館進駐台中和故宮南院都是重要的案例。這兩個計畫一個已經胎死腹中，一個正在重新招標建案，在它們的發想、實施過程中，可以明顯看出地方建設的意見加入後，對整個計畫走向的影響。社會對博物館的影響，亦或說政治對博物館的影響，是十分值得觀察的現象。

故宮南院的議題從2003年開始已經延續要六年之久，直到最近又要重新招標，其中牽扯的問題很多，但除了博物館內步的決策，外在社會因素的推波助瀾也對規劃有莫大影響。故宮南院這項決策的成立，與政治人物對議題的關注關係不小。例如連戰對台中建設的想法，提出台中古根漢美術館以及嘉義故宮南院，可以帶動中南部的文化觀光與繁榮。接著還有嘉義縣長陳明文也對這樣的規劃表示贊同。然而，建案的一拖再拖、故宮遠景館與太子大道的興建被質疑涉嫌貪污，這些都為該計畫蒙上陰影。

這件計畫的執行，要分析其問題有太多面向可以說，但從社會政治與博物館的角度來看，或許最根本的問題就是當事者為了某些政策目標，操之過急的希望運用某些已建立的文化符碼（故宮享譽國際），快速的「精進」文化建設，但忽略許多博物館建立的基本目標設定意義。太過快速的招標建館、提出南院的名稱卻沒有詳細規劃南院裡頭要放什麼、要如何定位。現任總統馬英九之前也在政策上提出了故宮中部分院的想法，會如何落實還有待觀察，但從故宮南院的經驗，可以確定的是如果依然只有名稱宣示而無確實規劃，應該也會導致許多相似的問題。